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肖艳春

　　

　　作为一名陪审员，每每听到法槌落下，我的脑海中总会想起张女士攥着行政复议材料时发红的眼眶。在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参与陪审的半年时间里，社区工作者与陪审员的双重身份，让我既看到了行政诉讼中“法”的刚性，也读懂了群众诉求里“情”的温度，更明白了自己该如何用两种身份，在法治建设的拼图中，拼出属于基层的那一块。

　　

　　从法庭到社区：读懂行政诉讼里的民生温度

　　

　　刚坐上陪审席时，我总被行政案件的“专业壁垒”困住：“审查期限”“视为受理”“程序瑕疵”“举证责任”……这些专业的法律术语背后，藏着怎样的群众故事？直到张女士诉某区住建委的案件开庭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她反复强调“2024年11月15日计算，为何2025年1月20日才发延期通知”，纠结的不仅是“程序违法”四个字，更是“我的事到底有没有人管”的期待。

　　

　　这让我想起社区里的老人们，他们带着社保单据、拆迁通知来居委会时，问的往往不是“法条第几条”，而是“我这情况该找谁”“他们这么做对不对”。行政案件中的“程序违法”，在社区里可能就是“办事人员没给回执”“等了三个月没消息”的糟心事。法庭上的每一份证据、每一次质证，对应到社区，都是老人们茶余饭后念叨的“公道”。这种认知的打通，让我在陪审时多了一份共情：法律条文的背后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场景；行政诉讼的本质，是群众对“被公正对待”的朴素渴望。

　　

　　从旁观到介入：用社区之力架起“缓冲带”

　　

　　陪审经历中最触动我的，是许多行政纠纷本可以不必走到法庭。就像张女士的案件，如果在她提交复议材料后，社区能早一点提醒她“注意保存受理回执”“超过5天没消息要主动询问”，或许就能避免后期的程序争议。这让我深刻意识到：社区不仅是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更是化解行政纠纷的“最先一公里”。

　　

　　回到社区工作中，我带领同事们开始尝试“三步前置法”：老人带着与行政部门有关的“烦心事”来反映时，第一步先帮他们梳理“时间线”——哪天提交的材料、对方怎么答复的、有没有书面凭证，用表格列得清清楚楚；第二步对接街道司法所法律顾问，标出“法律关键点”，比如复议期限、举证责任等；第三步主动联系涉事行政部门，推动双方坐下来聊。

　　

　　有一次，社区李大爷因违建认定和城管部门起了冲突，我们带着他拍的照片和城管的执法依据，组织了一场“小院调解会”，最终城管为李大爷解释清楚了“认定标准”，李大爷也理解了“拆除程序”，矛盾在诉讼前就化解了。

　　

　　这些经历让我明白：行政机关的“依法行政”需要监督，群众的“依法维权”更需要引导。社区的作用，就是在行政机关与群众之间搭一座桥，既让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群众理解，也让群众的合理诉求被行政机关听见，减少不必要的“对簿公堂”。

　　

　　从感悟到践行：让法治之光照进社区日常

　　

　　半年的陪审经历，彻底改变了我对社区工作的认知。以前开展“法治社区”工作时，总是止步于贴标语、发手册，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法治是让老人懂得“复议期限不能等”，让行政部门记得“受理通知要及时发”，让每一个人在遇到不公时，既敢较真，也懂规矩。

　　

　　如今，我们在社区活动室开辟了“行政纠纷小课堂”，用张女士的案例讲复议程序，用李大爷的故事说执法标准，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我们还和河东区法院行政庭合作，邀请法官来社区“坐诊”，为居民解答疑问。有位老人对我说：“以前觉得告政府是天方夜谭，现在知道，只要占理，法律就会给咱撑腰。”

　　

　　作为社区工作者，我们是群众走进法治大门的“引路人”；作为陪审员，我们是司法公正落地的“见证者”。这两种身份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——让公平正义不仅写在法条里，更落在群众的生活里，让每一个像张女士、李大爷这样的普通人，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，活得踏实、过得安心。这，就是我这段陪审经历最珍贵的感悟，也是未来要一直走下去的路。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tjfy.tjcourt.gov.cn/article/detail/2025/09/id/8975240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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